柳传志的“心法”：从未停止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学习

文/冯仑万通控股董事长

当变化出现

最重要的是改变自己

刚认识老柳(柳传志)的时候，他留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对新事物有着浓厚的学习热情，而且特别积极地拥抱变化。

1991年，我们几个创办了公司，到1992年上半年，我和王功权就四处去拜访那些把企业做得很厉害的人，想向他们学习。和今天很多创业者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功权30岁，我32岁，我们这个团队的平均年龄也就26岁，特别渴望跟一些知名的企业家以及把公司做得好的老板、前辈们去学习。

老柳比我大十五六岁，当时不到五十，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了。当时的中关村，有“两通两海”之说，即信通、四通、京海、科海。能够和“两通两海”齐名的，就是联想了。

我们当时约见了很多人，见到了老柳，还见到了王石，深圳有一家运通公司，我们也见到了运通公司的老板，还见过四通公司的老板，等等。总之，我们拜访过很多企业家。

当时我们年轻，除了这些见到的企业家，也还有很多企业，我们找过去，人家觉得我们是小孩儿，都不待见我们。所以，老柳答应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挺意外的。当时我们并不认识他，所以就直接给他的公司发传真、打电话，说我们在海南创办了公司，希望能够拜访一下，就企业经营当中遇到一些问题来学习和请教。

发了传真之后，突然有一天，柳传志那边回复说，可以跟我们见面。我们特别高兴，有点喜出望外，就想去中关村拜访。没想到的是，对方却说，不是我们过去，而是柳总想带着公司的人，到我们公司来。

我和潘石屹一听说这事，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们公司才开始一年多，是一群小孩，做的是房地产，也不是什么高科技。我们感觉有点局促，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试图跟他们说，还是我们过去。一是，表示尊敬，二是，我们觉得我们这特别小家子小庙，有点承不下柳总。但是对方很坚决，坚持说，“柳总一定要过来，而且要带公司的团队一起来”。

没办法，我们就得接待。当时我们在保利大厦，平时住在楼上的客房。在大堂侧面有一个扶梯，直接上去，有一个200多平米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办公地点。当时也没有特别大的办公室，我和潘石屹的办公室是独立的，是拿原来的一个厕所改建的。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把它改了以后，变成两个办公室，我跟小潘一人一间。

在我们俩办公室的门口，有一张共用的桌子，像是会议室，能坐七八个人。那就算我们当时最好的接待客人的地方了。

之后不久，柳总就带着四五个人过来。过来以后，我们挺紧张，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又小，也挺寒碜。大家坐下来，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头，但是柳总很乐呵，非常有感染力、亲和力，他的笑容让我们渐渐放松下来。

然后他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要见我，我正好也要见你们呢，我得跟你们聊聊，你们在海南，怎么就像孙悟空似的，叮叮咣咣就挣着钱了呢?我得听你们讲讲。”弄得我们还挺不好意思。

那个时候，海南刚开始发展房地产，我们赶上了，就做了几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用贷款和按揭的方式买了八套别墅，把它改造、提升，然后卖掉。接着，我们又用类似的方法来做地产，做了一个住宅楼，还做了一个写字楼，就这样，我们赚了一些钱。但是和今天的房地产相比，当时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我们感觉挺不好意思，不知道说什么，就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海南的情况和我们在做的项目。

柳总非常认真地跟我们讨论每一个细节，一个个问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事。后来又说，“这得跟你们学习。不仅是这一回，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交流。”

我和潘石屹一方面受宠若惊，一方面又有点惶恐。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伟大的企业家交流，面面相觑，心里没什么把握。作为刚开始创业的年轻人，我们也没想到是这么一个见面方式。从这以后，柳总很认真地安排，大概每半年左右，我们就见个面，聊一次。

后来就熟了。他对我做的一些事，也会提出一些建议，这个事该怎么管理，那个事该怎做，随时点拨我一下。

在我们认识了十多年之后，当互联网出现的时候，我通过媒体看到，他又带着团队去马云那学，去拥抱互联网的变化。他同样非常详细地考察，而且请马云到联想给他们讲解互联网带来的一些变化和阿里公司的情况。虽然此时的柳总，比先前更加成功、更加有影响力，这个时候的他仍然没有停止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学习。

当时我看到报道的时候，我想起第一次见到柳总时的情形，觉得非常感慨，非常感动。像柳总这样优秀的企业家，始终拥抱变化，对于新发生的事物、新的商业机会、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商业事件、新的商业人物，他始终保持着开放、乐观、学习，和不断地拥抱变化的态度。而且，放下身段去和年轻人、后来者认真地学习和交流。这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事情，也是一直让我很感动的事情。

于是，我也就理解了，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当变化出现，无论是技术的改变、体制改变，还是市场改变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改变自己。让企业能跟随变化，然后提出解决新问题的方法，提供新的场景和模式，甚至，改变自己的同时，也要改变团队，使公司上上下下都能够系统地拥抱这个变化。这才是让企业永续经营和长盛不衰的最重要的地方。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和企业

柳总对于原则性、纪律性的要求，也是非常强的。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刻。

第一件事。我们经常一块儿出去考察、学习，或者去度假，有时候有十来个人，柳总每次都会提前宣布纪律，不允许迟到。特别严格，说迟到一分钟也是迟到，不许解释。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有点随意，觉得大家都是朋友，迟到一点，给大家一个理由，解释一下就行了。但柳总真的就是不等迟到的人，时间到了就走，而且迟到的要罚款。

有些人还是不认真对待这个事。于是柳总就加大了对这件事的要求，比如说，某某迟到了五分钟，柳总就说，“某某，因为你今天迟到，我今天一天不理你，你也别跟我说话。”然后就真的一天不搭理人家，以示他对这件事的态度。

我们所有人都发现，在纪律这件事上，柳总严格要求，是绝对不可能讨价还价的。

还有一次，和我们一起出去的有一个年长的朋友。那个朋友可能听力不太好，说几点集合的时候，他没听见。然后到了集合的时候，他迟到了。

过了一会儿，才有两个秘书一样的工作人员搀着他上了车。柳总非常生气，对那个老同志说，“你今天迟到了，但是我了解，你是听力不好，可能没听见，这不怪你。但是这两个秘书，要担责任，所以今天得罚这两位秘书。以后不许再出这样的事。”这两个秘书紧张了半天，挨了罚。之后就再没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经过一整治，后来我们再出去，大家都很准时。也不用柳总再说，只要秘书处带队的说几点到哪儿，大家都特别警觉，非常准时，甚至提前到。到了以后，大家都憋着劲，就看今天谁犯错误，谁一犯错误，大家就说，“今儿柳总不理你”。

因为柳总给的信号非常准确，所以从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迟到，也没有人敢解释迟到这件事。我觉得这就是柳总原则性非常强的地方。

柳总的原则性还表现在其他一些地方。因为柳总很伟大、很了不起，很多年轻企业家发起一些事、一些项目，包括一些有趣味的活动、企业家的一些学习性组织的时候，都很想邀请他参加，这个时候，柳总都会很认真地考虑这些邀请，但是，绝大部分都被他拒绝了。

有一次，一个挺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组织，他们的负责人跟我说，请你帮忙约一下柳总，他们想请柳总参加这个企业家的学习性组织。

我就约柳总，柳总说，“可以到家里来见一下。”我就带着这个朋友到柳总家去，跟他谈这个事。

柳总详细地听完这个事以后，说，“这个事也还是一个挺好的事，不过我现在要集中精力做好我这一亩三分地，所以我不参加这件事，也是对你们负责任。如果我答应了你们，我又去不了，你们还老觉得是个事，反而对你不好。我会关注你们这个事，以后有机会的话，个别时间交流是可以的，但是我就不正式参加你们这个组织了。”

这以后，又有一两次这样的事，我就发现，柳总特别专注在自己的企业上，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一些组织的邀请，他都非常严格地筛选，本着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选择拒绝还是同意。

当然，根据我的观察，大部分他都拒绝了，这样就能保证他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办好自己的企业，而不参加很多形式大于内容的活动和组织，分散自己的精力。这也是我从柳总身上学习到的一个很好的品质。

是否有效和成功都在细节上

在跟柳总的交往过程中，我感觉到，他对朋友特别真诚，帮助朋友的时候，点滴细节都透露出他的真诚和用心，而且直言不讳。有些朋友，是“办喜事不办丧事”，有时候互相吹捧一下就完了，见到你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都不愿意说，尽量文过饰非，不提就算了，留个面子。但是柳总不是这样。柳总帮你忙，他是非常认真、非常真诚地帮你。需要批评你的时候，他认为批评也是帮你忙。这和很多人不一样。

有几件事，我曾经得到过他的帮助，一直让我记忆犹新。

先说第一件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香格里拉见面，谈完了事情之后，从大门出来。那个时候，柳总没拿电话。我那时候很年轻，刚挣点钱，就买了个大哥大。我一路走，一路拿那个大家伙打电话、叫司机。那时候的司机拿的是BB机，没电话，所以司机收到我呼叫BB机之后，他才会把车开过来。

到了酒店大门口，我们俩一块出去，站在那的时候，他的车，嗖一下就到跟前了。我还在东张西望地找司机。

我说，“柳总，你先走”。柳总说，“没事，我等你”。然后又等了差不多十分钟，我的司机才接到BB机的呼叫，开车过来。

这个时候，柳总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说，“小冯，这个事呢，体现了管理。你看，司机就是为咱们服务的，他的工作就是坐在这，盯着这个门，你什么时候出来，他什么时候开过来，这是他的工作。不能说，他在车里睡觉，你出来的时候你找他。万一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下一个地方，这不耽误事吗?从这可以看出来，你管理不严谨，你得改变，以后得严格要求。”

我特别不好意思。当时感觉真是没管好。这事对我有很大帮助，让我意识到，管理公司要重视细节。而且管理是否正确、是否有效，是否成功，都在细节上。柳总在这件事上给我点拨以后，我一直记在心里。

第二件事是这样的。十几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就是《野蛮生长》。写完之后，还没出版，我把书给柳总看，请他提一点意见，然后也请他写一个推荐。

给柳总之后，很快，柳总就回电话说，要具体说一下这个书的事。柳总居然在很短时间里认真把书看了一遍，还指出了好几个地方，他特别认真地说，“你必须改，你改了之后，我才能给你推荐。一定要注意这几个事。”我就按照柳总的意见改掉了。

我当时特别感动。他能够这么仔细地看，发现一些句子、一些用词，特别是个别文字的问题，而且一条一条提醒我。

他还讲到一个特别的意见，这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他说，“咱俩聊天，是一个说法，因为不牵扯到别人。但是你要公开出版，就牵扯到很多人来看，影响面很大，你就得注意社会效果，个别提法和表达，你不能太过随意，由着性子说话，所以就建议你把它改掉。”

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十多年了，的确没有出现因为没有照顾到社会观感，或者其他的社会效果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这得益于柳总的帮助。

第三个事，也是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事。有一次，我女儿去采访他。当时我女儿上小学，在做一个校园的儿童杂志的小记者，想采访柳总。我就跟柳总说这个事，柳总说可以。

然后约了时间去采访，当然杂志社的头也跟着一起去了。去了之后，柳总非常认真地接待。这可能是他到目前为止，接受过的年龄最小的一个记者的采访。柳总很认真地跟她聊天，接受采访，聊了有个把小时。

采访完以后，柳总还问了小朋友一些事情。临走的时候，柳总又说，“我认识一个妇联的领导，她们对你的杂志，对这件事情，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我可以帮你们联系一下。”

后来我听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柳总可能也就是客气，同时也是给小朋友一些鼓励，就没有太当回事，估计这事也就是说一下就算了。没想到，又过了个把月，柳总居然三番五次地来约这个事，最后终于约到这个妇联领导，而且请那位领导跟杂志做了一个交流，对这个杂志的发展也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意见。

这么小一件事，柳总能够这么认真、持续地关注，落地有声，答应之后，一定落实，把这件事有头有尾地处理了。这对我后来做事情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我遇到朋友的事、公司的事，总是会想到柳总这样的做事方法。我也会像柳总一样，认真地把每件事，有头有尾地办好。我觉得，做每件事都要有着落，要靠谱。否则怎么能管好企业、管好自己?这让我觉得，柳总对人的帮助是真诚，而且确实是非常到位的。

后来，我们在纽约做世贸中心项目的时候，柳总也给我了很大的帮助。

911之后，我们决定在新的世贸大楼最高的那一座做一个中国中心。刚开始做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困难：怎么取得纽约、新泽西州和当地政府和官员们的信任?怎么取得土地方和业主方的信任，让他们相信我们能够做好这件事?

美方跟我们合作的时候经常会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到中国来之后，想见什么人，让我帮忙约，其实就是想考察一下我，看我有没有能力来办这个“中国中心”。

一次，正好赶上“财富500强”的论坛要在北京开，那次要来很多企业家，而且是全球500强的企业家。在这期间，美国的合作方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到我们的一个项目参观。不仅要到我们的项目参观，而且来的时候，要我再组织一些中国企业家跟他做交流。特别指名道姓地一定要见到柳传志。那个时候，联想刚刚收购完IBM的PC业务，在国际上非常受关注，这是一次很成功的商业收购。

他们的言下之意，我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你既然要做中国中心，你就一定能请来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出席你的活动。如果你请不来，那你就是在忽悠。”

我听到这个要求之后，马上跟柳总打电话，跟他说这个事。他说，“我看一下时间”，然后告诉我，那天时间还行，一定能来。

我特别高兴，我想，你们这些美国人，难不住我，柳总一定会来支持。

到了约定参观的那天，一大早的时候，柳总突然给我打个电话，说，“对不起，这个事我确实已经答应过你，一定要过来，但是呢，刚要出门，市政府那边又找我有事，我不去的话，也肯定不行。”

我也很头疼，我说，“这事已经跟美国合作方说了，他们一会儿就到。你能不能怎么变通一下?”

柳总说，“我想想”。后来他就说，“实在不行，能不能这样，我提前一点到，他们来几个人，我就见几个人，见了之后我再提前走。然后，市政府那边，我晚几分钟到。这么错一下子，行不行?”我说，“行啊，那太感谢了。反正是你只要到了，美国合作方就挑不出我的岔子，这事咱就算办好了。”

于是，柳总就按这个方式，他提前出门，比预定的时间提前十几分钟到我们项目上。当天来参观的美国合作方也有提前来的，这样就都见着面了。

接着，来参观的人都到了，柳总一看来了这么多人，他说，“这样子，我多待十分钟。”于是他又多待了十分钟，尽量跟来的人都打个招呼，让别人知道我们把联想的柳总请来了。

都打完招呼之后，他就赶紧走，赶到市政府那边去了。柳总不仅尽量履行原来承诺的时间，而且照顾到各个方面，他帮助你，同时也不影响他自己的工作。

柳总见了美国合作方之后，我们的项目在之后的进展就顺利了很多。

但是到这还没完。柳总后来去了一趟纽约，没想到，他又专门问我，“还需要我再见一见你的美国合作方吗?上次时间有点短，需要的话，我正好去纽约，还可以去见见他们。”我说，“可以啊，那实在太感谢了。”于是，他在纽约又见了我们的美国合作方，又帮我详细介绍了我们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支持我们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柳总回来以后，跟我说，“我答应你的事，这回算是给你办了，见了那些人了，还专门说了那些事。”